人生邊上的邊上:週末書札三則

錢鍾書先生有兩本書,名曰《寫在人生邊上》及《人生邊上的邊上》。意寓人生好似書卷,書卷也即人生,讀書偶得,記於書側,便是「寫在人生邊上」。而針對這些寫在書側的筆記再思考再寫作,便是「人生邊上的邊上」。此喻妙極!

借用錢先生的比喻來表明,以下文字只是我對他人讀書筆記的思考,而非針對某一著作本身的思考。這三則小記都是我在閲讀葛兆光教授的《且借紙遁:讀書日記選(1994-2011)》(以下簡稱《且借紙遁》)之時的一些淺陋想法,權且記下,以免遺忘。

葛教授是我非常喜歡和佩服的當代學者,這本《且借紙遁》出版於 2014 年,其中收錄了 150 本書的讀書日記,涉及內容與作者非常多,既有錢穆、陳榮捷,也有哈維爾、阿倫特,還有伯林、福山,當然更少不了他相當熟悉的日本學者如溝口雄三、宮崎市定等人。葛教授自謂此書是「專業之外的泛覽和胡看」,「記下的多是並不用心讀的『閒書』」。但對我來說這本書仍然相當好看,首先是因為其中大部分作者和書籍所關心的問題正是我所關心與思考的,其次葛教授以他深厚的學力為這些書所寫的提要,使我更容易進入它們。每一篇讀書日記就是一篇精彩的導讀,短則半頁,長不過三四頁,很能引起思考和閲讀興趣。

一、大眾階層與知識階層的佛教

由於我與佛教的淵源,常有人找我討論與佛教有關的話題。比如有人問我北京朝陽區「三十萬仁波切」和密乘「雙修」之事,也有人說「中國人儒道釋都信,其實只是出於功利」,還有人為某某朋友深陷「靈修」怪圈而惋惜。諸如此類的問題我也關注有年,而且越來越可憐和批評那些為商業機構所賺去者。當代也早有人寫文章(比如龔鵬程教授的《儒門修證法要》系列)指出其弊,有興趣者可以找來看看。對此批評不是本文重點,此不贅述。

葛教授在《且借紙遁》中提到陳榮捷先生所著《近代中國的宗教趨勢》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一書,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視角來理解上述種種問題。最讓我眼前一亮的是陳先生原書中提到:

把中國人所信仰的三教區分為儒、道、佛三教,不如改為大眾階層和知識階層兩個層面的信仰為好……這裡所說的大眾,即中國佔了百分之八十五的有迷信而無教養的人,而知識階層則包括文化人以及有一定學識的農民漁民或者雖然不多用語言,同樣地位卑賤卻常常發揮偉大智慧的人。

陳先生這一分判,的確是我之前未曾想到的。我常常頗帶偏見地說,那些為商業機構賺去而「靈修」的,大都是「不學習」的人。但我也反思,若將事事都推給「不學習」,是否太過簡單?得知陳先生這一觀點之後,我便迫不及待要找來這本書看看,當然還有啟發了陳先生的 W. E. Hocking.

二、佛教到底要不要依附於科學

孫寶瑄的《忘山廬日記》中記載了孫氏很多有趣的觀點,比如他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人已經明白「精中有微生物曰精蟲」,他由此想到佛教典籍中早就有類似的內容:「《大論》云:身內慾蟲,人和合時,男蟲白精如涙而出,女茶赤精如吐而出」。孫氏因此「覺得佛教不僅和西學相通,甚至比西洋人更先知先覺」(葛教授語)。

面對諸多此類比附,葛教授在此篇讀書筆記的末尾提出一個問題:

新知識進入異域,常常首先是好奇的道聽途說,然後是在自家倉庫裡找東西解釋,郢書燕說導致對傳統知識的瓦解,接著則是原教旨式的追根究底,最後仍然回到所謂「創造性或歪曲性的再理解」,這是否是一種規律?

孫氏日記肯定還有其他內容,葛教授為何專門在此提問呢?我想這是因為一個人就算看「閒書」也不可能脫離已有的知識結構,這個點恰是葛教授的專長所在,故而他在此處發問。換作是我,我也會在孫氏日記中留意到這一點,因為孫氏的日記和葛教授的問題總讓我想起原中國科技大學、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的一篇文章,他的《物理學步入禪境:緣起性空》一文簡直是對孫氏百年前的呼應甚至升級:「科學家千辛萬苦爬到山頂時,佛學大師已經在此等候多時了!」

朱清時這個觀點近年來成了許多佛教界人士的共識(起碼是表面的共識),成了「佛教不迷信,佛教很科學」的一種有力「證據」。但我總是本能地懷疑它,不是因為我能證明其謬誤,而僅僅是懷疑。朱清時即便在物理方面頗有造詣,但他也同樣深諳佛教教理嗎?佛教有必要這樣依傍科學、仰科學之鼻息嗎?事事奉科學為圭臬,不正落入了「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圈套了嗎?但又想想朱清時掌校南科大時,提出要辦成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哎,他骨子裡畢竟還是個典型中國培養的理科生。

三、實用之時代,焦慮的人們無心讀書

葛教授給《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寫下的筆記文字不多,但在半頁紙的篇幅中提出了兩個値得關注的問題,我比較有感觸的是第一個:

其(殷海光)論 M. Polanyi 之思想影響在台灣不大,分析原因甚公正,且頗合近日大陸情況:一是其思想去大眾文化甚遠,與工業社會形態不合;二是其要求與焦慮的人群之情緒背道而馳,而時代需要廉價安慰;三是著作濃度太大而不夠清晰,實用之時代,焦慮的人們無心閲讀。此頗與今日中國情況相符。

M. Polanyi 是位科學哲學家,我還不瞭解他的思想,但其論「大眾文化」「時代焦慮」卻正是我近些年在思考的問題。葛教授這篇筆記寫於 1995 年,那是這樣一個年代:八十年代的理想之火被澆滅,知識人紛紛轉向、重新抉擇。「九二南巡」開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門,也使得消費主義與犬儒主義開始匯流。葛教授當時身處北京,對此一定很有感觸,因此他才會在半頁篇幅的筆記中兩次提到「與今日中國情況相符」。二十年之後再來看,似乎我們的處境比當時更糟糕了。

1995 年我還在讀小學二年級,對於時間上離我並不太遠的當代歷史,只能在長大之後用各種資料(當然也包括葛教授此書)來努力拼貼,以期大致掌握自己所處時代的基本面貌。這是一個可深可淺的學習任務,既要專門閲讀、專門思考,也要時時處處留心。

最後我想起林毓生先生 2014 年 5 月來中國講學,可惜我當時因為忙碌無緣謁見。而據知情者言,老先生身體狀況不佳,恐怕難以再來了,我不禁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