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 司機的緊箍咒

從未想到,我也會寫一篇關於 Uber 的短文。但昨天親身經歷的事以及之後與朋友的討論,讓我覺得很有必要寫下來。

6 號晚上我在 Uber 上叫車準備去北京西站。感謝上帝,我在偏僻的北六環附近竟然叫到了車,真是幸運!要知道,Uber 在六環外(包括六環路上)是無效的。司機師傅很有耐心,那片地方沒有明顯的路牌和地標,地圖上也只能搜到大概,他迷路兩次之後終於找到了我,沒有一點抱怨和生氣,還一個勁兒地道歉,說希望不會誤了我的火車,並幫我把兩個沉沉的大行李箱搬進車廂。我想這要是換作老爺一般的出租司機,花半天時間繞路甚至迷路,肯定又要來一段著名的京罵和抱怨,更別指望能幫我搬行李了。

車進五環,司機說現在幾個火車站和機場都查得很嚴,我說我也有所耳聞,我有兩個辦法來處理,你看哪個更合適。一是我們在車上閒聊,瞭解一下對方的基本信息,萬一被查,就說是熟人順路送我,估計能夠矇混過去。二是我在距離西站比較近的一個安全區域下車,自己拖着行李走過去。司機猶豫了一會兒,很不好意思地說,不然還是找個安全的區域下車吧,萬一被抓了要罰很多錢,實在不好意思……

雖然我更希望他選擇第一種方案,省得我拖着兩個大箱子艱難行走,但我也很理解他的猶豫和擔心。看得出來,他不是由傳統的專職「黑車」司機進入 Uber ,不靠這個混飯吃,因此也沒有專職「黑車」司機那老油條式的應對策略。而交管大隊爲了賺取高額罰款的誘人外快,當然有理由帶着「寧可枉殺三千,不使一人漏網」的認真勁兒來刁難,鬼才知道他們會盤問什麼問題。交管大隊很有耐心跟我們兩隻小兔子磨蹭,而兩隻小兔子可沒那麼多時間耗着,司機要回家,我要趕火車。我們自以爲編造得萬無一失,萬一哪句話對不上就全露餡兒了,那時候被罰兩萬元,誰來承擔?雖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關鍵在於司機是否願意做一回「勇夫」,以及我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必要讓他做「勇夫」。所有車資加起來還不足一百元,而罰款金額是兩萬元。

後來我讓司機在距離北京西站兩個地鐵站的「白堆子」停車,我自己再打出租車或者坐地鐵去北京西站。司機仍然很謹慎,進入阜成路快到地鐵站時就一直問我:「快到了嗎?我也不能離地鐵站太近停車,因爲地鐵站附近也會抓……」看他那麼害怕,我讓他停在了距離地鐵入口五十米處,他幫我把兩個沉沉的大行李箱搬下車,一個勁兒地道歉,我跟他說真的沒關係,都能理解。

後來與幾位朋友談起此事,發現很多人對「黑車」有偏見,並將這種偏見延伸到對 Uber 和「一號專車」等新興的租車服務上。比如很多人認爲「黑車」存在安全問題,會發生搶劫強姦之類的事,甚至 Uber 也會發生這類犯罪……雖然我並未遇到過這類犯罪,也無意爲「黑車」或 Uber 辯護,但仍然想就此說一點公道話。

我曾供職的研究所(Transition Institute)從事相關研究至少十年,撰寫調查和研究報告若干。我本人 2013 年也協調組織過一場題爲「爲黑車正名」的研討會,與這方面的專家和從業者有過交流,我更傾向於認爲:出租車數量管制的利益蛋糕太大,交管部門非常有動力污名化「黑車」羣體,比如在各種場合宣傳「黑車危險」,有一段時間甚至在北京地鐵車廂內都會看到「打擊黑車」的所謂「公益廣告」。我不是說「黑車」不存在安全問題,只是說這些問題大家都有,不只是「黑車」如此,有司會選擇報道、放大報道而已。據統計,截止 2012 年,北京的「黑車」數量是出租車數量的將近兩倍,兩者的數量加起來也才 16 萬多而已,仍然遠遠不能滿足北京市民的出行需求。因此當滴滴、「一號專車」和 Uber 等新興租車服務出現時,才可以繼續吸引市民。

但 Uber 現在就是被當作「黑車」在打擊,而判斷是否「黑車」的標準非常簡單,那就是有沒有合法的出租車運營牌照。早在 Uber 深圳的微信公號被禁、Uber 廣州和成都的辦公室被查時,我就說北京肯定很快要整 Uber 了,只是沒想到不是去查抄辦公室,而是沿用以往那種簡單粗暴的手段。

我對交管部門的做法早已瞭解,這並不是本文最想說明的,雖然有些讀者仍不知道。這件事帶給我的思考是,司機主動避害的想法與做法我完全理解,他們在這些不合理的法規和管制面前無能爲力,只能儘量躲避,在夾縫中生存。這使我不得不想到中國網絡環境中普遍存在的「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現象,兩種現象雖然發生在不同的場域內,但對當事人造成的心理影響卻極其相似。網絡觀察家 Isaac 說,自我審查會導致腦萎縮,甚至會在文化上影響後續人群。

即便罰款只是一陣風,但正如上文所說,交管部門非常有動力罰款賺外快,誰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出現在什麼地方,這就足以嚇退膽小者,至少也會讓一部分司機縮手縮腳。每當我想到司機頭上那個無形的「緊箍咒」,就替他們捏了一把汗,因此我寧願自己辛苦一點去坐地鐵或者轉乘出租車,也不願意試圖說服他們冒險,即便他們願意冒這個險。

六月七日,寫於歸粵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