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教授關於中國「反智主義」的看法

我從小就喜歡歷史,至今猶然。小時喜愛的不過是歷史人物、歷史故事,就像抽去情節的小說一般。而隨著年歲漸長,便開始關注更深層的問題,諸如歷史的意義、歷史書寫、歷史的變與不變、個人寫史和讀史、歷史感缺失等。

最近的幾件小事使我重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據說,現代化在世界範圍內導致大眾的歷史感缺失。那麼對於這個時代的人而言,歷史閲讀有何意義?更具體一些,生長於這個時代的中國,歷史閲讀有何意義?並非我突然變成了歷史虛無主義者,而是我開始思考這一系列問題並試圖做一番稍有條理的表達時,就發現困難重重。原來,我並不能很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歷史觀」,這使我焦慮惶恐。於是我開始鑽研此問題,本文即是今日筆記。

循此問題,我重讀余英時教授的《歷史與思想》(台灣聯經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五月第二版)。本書收錄的許多文章寫作背景都與中國大陸的歷史事件有關,比如作於一九七五年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比如作於一九五七年的《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本文要分享的即是《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一文中關於反智主義的觀點及我的簡單思考。

如果我們對儒學採取一種廣闊而動態的看法,則有清一代的「道問學」傳統正可以代表儒學發展的最新面貌。尤其重要的是這個新的發展恰好為儒學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提供了一個始點。儒學的現代課題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種客觀認知的精神,因為非如此便無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衝擊。傳統儒學以道德為「第一義」,認知精神始終被壓抑得不能自由暢發。更不幸的是現代所謂道德已與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識繼續以「第二義」以下的身分維持其存在,則學術將永遠成為政治的婢女,而絶無獨立的價値可言。(一七〇頁至一七一頁)

我們常常聽到的所謂「政治掛帥」「先紅後專」之類口號並不全是新貨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不過是「士先器識」「先立其人」的現代變形而已。變形也必然涵含著一定程度的歪曲。儒學發展史告訴我們,極端的德性論和功利論往往會走上一個共同的方向,即反智識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反智識主義可以分為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反書本知識、反理論智識,或謂其無用,或謂其適成求「道」的障礙;另一個方面則是由於輕視或敵視知識遂進而反知識分子,所謂「書生無用」、「書生不曉事」等等話頭即由此而起……這兩個方面的反智識主義,今天都正在以嶄新的面貌支配著中國的知識界。(一七一頁)

儒學的「道問學」潛流,經過清代兩百年的滋長,已凝成一個相當強固的認知傳統……認知精神的充分發展,最後將不免有必要使儒學在價値系統方面作某些相應的調整。但是由於「道問學」原是儒學的基本價値之一,我深信這種調整絶不致導向儒學的全面解體。相反地,現代儒學如果禁不起嚴格的知識考驗,則它所維護的其他許多價値是否能發揮實際的作用,恐怕將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一七二頁)

現代儒學是否能夠通過建立客觀認知的精神來抵得住西方文化的衝擊,我且存疑,但極端德性論推往極致所引發的民族災難卻是血淋淋的前車之鑒。余教授作此文在一九五七年,他當時是否想象得到十年之後更可怕的場景呢?金觀濤認為「思想改造」理論是一種「儒家化的馬克思主義」,它訴諸於儒家文化中知識分子的道德反省傳統。胡平說可能確實有一批知識分子以這種態度對待思想改造,但那是一個嚴重的誤會。(參見胡著《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我曾寫過一篇關於當代陽明學虛熱反思的文章(回覆「王陽明」可查看),也是對反智論的一點反思,或可與本文互相參看。至於本文開篇提到的幾件小事,正在我心中發酵,當有另文記述。

前日與友人談起傳統學者「道問學」與「尊德性」並重,也感歎當下有人不再以此為然,而我們都更願意追慕老派風氣。